我叫黄秀玲,今年78岁,是十三师淖毛湖农场离休职工,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代军垦战士。我在军垦事业中苦苦战斗了35个春秋,我的经历坎坷而又平凡。我没有多深的资历,也没有过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我却有一段闪光的回忆,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

1949年9月，王震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一兵团二军炮兵团路过哈密期间，无家可归的我追随部队7天。后来，首长知道我是个孤儿，就把我留在了部队。那时的我才14岁，个头只有八九岁孩子那么高，小号军装穿在我身上都像大袍子。那一刻，别提我有多高兴了，不停地摸摸领章、帽徽，心里乐滋滋的，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深深地感到自己找到了家。

神兵百万，烽烟滚滚，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路西行，最后来到了喀什疏勒县。那里除了茫茫的苇湖、戈壁，就是皑皑的碱滩、荒原，只有几座干打垒的土屋，那是当地老百姓的住处，房前屋后杂草丛生，蛃蚊成团飞旋，一派荒芜的景象。我们炮兵团就在这安营扎寨、白手起家，那些从枪林弹雨中冲出来的勇士们把广袤的大地当做新战场。在亘古的荒原上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开荒造田，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代光荣的军垦战士！

开荒初期的那段日子，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没有坚强的毅力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信念是挺不住的。我们住的是一道旧河床上挖的地窝子，地下铺点草就算褥子，洞口挂个芨芨草编的门帘挡风。口粮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由于交通困难，军需物资供给不上，军粮严重缺乏，仅有的粮食还要救济当地群众。后来，野菜成了我们的主粮，每个战士每天只有200克玉米面。就这样，战士们为了赶在来年有收成，连续几个月披星戴月汗撒荒漠，挥镐开荒、拉犁耕田，多数时候吃住都在田间地头。战士们一个个挥洒汗水、生龙活虎，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那场面，让你看不出哪是首长、哪是病号、哪是女兵，大家真把工地当战场，把困难当敌人，始终保持着部队的战斗精神和军人的高风亮节。我们苦战8个月后，1950年夏季，小麦丰收了，秋季玉米、高粱、蔬菜都有了收成，那收获的喜悦跟打胜仗似的，让我们高兴极了。秋收后举行了一次篝火晚会，官兵们围坐在一起尽情地说呀、唱呀、跳呀，以表我们内心的喜悦，直到深夜我激动的心情都不能平静。就是现在，当年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

当初，因为我年小体弱，首长们照顾我，把我分到卫生队工作，别看我没受过专业训练，又没有文化，但我知道做什么，怎么做，在我眼里到处都是活，我想自己做不了什么大事，可我能做好小事。我每天给重伤员端屎端尿、喂饭、擦澡，搀扶伤员进行康复锻炼等工作，除此之外，每天还要洗大量的绷带和伤员的衣服，整个冬天我的双手又红又肿，满是口子。一有空我还去炊事班生火、洗菜、给工地送饭，每天最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即便如此，我心里总感到无比的快乐和幸福。有一次后勤部长左齐来卫生队看望伤员时遇到了我，他关切地问我：“小鬼，部队生活习惯不习惯、累不累、能不能吃饱……”临走时还塞给我一些零花钱。此后，王震将军还看望过我。他们不是让勤务兵送给我一些好吃的，就是塞给我一些钱，我感到比父母的关怀还要亲切，让我心里总是暖融融的。懂事的我总会偷偷地把这些吃的和零花钱塞在重伤员的枕头下，事到如今，他们都不知道是谁做的，只有我自己知道，也只有这时，才是我最开心的时候，觉得自己做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应该做的事。

1950年底，战士们由于四季都住在阴暗潮湿的地窝子，再加上吃杂粮野草，85%的战士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有的关节肿大，疼痛难忍，严重的甚至瘫痪在床。75%的战士得了胃病，出现胃酸、胃疼、胃出血等症状。就这样我们的战斗力并没有削弱，“轻伤不下火线”是我们当时的口号，也是我们的行动。当时首长们也十分重视这件事，想尽办法调运了大批的药品、帐篷和行军床。首先把重病号从地窝子搬出来，生活不能自理的我也派了专人护理。当年我是由一位叫戴茜的大姐姐专门照顾的，我躺在床上，只能眨眨眼睛、动动嘴巴，胳膊腿就像木头一样一点都动不了，各个关节部位像针扎的一样疼痛难忍。我躺在床上，连个身都翻不了。我想自己可能活不了几天了，真可惜我还有很多事没做完呢，难道我就这么死了吗……想着想着，我这个从不爱流泪的女汉子不由地留下了泪水。此时，戴茜姐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想尽办法安慰我，给我讲故事，唱歌，教我认字，给我按摩，还给我喂饭、洗衣、梳头、背我上厕所，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那段时间，首长们几乎天天来看望我们，没想到在战友的精心护理和上级领导的关怀下，仅仅治疗了3个月，我居然能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了，是党的温暖和真挚战友情给了我顽强的生命力。我深深怀念战友情，念念不忘党的关怀，我把所有的感激化作努力学习和工作的动力。

记得1951年7月中旬，战士们正在地里干活，有几个战友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肚子疼，疼的满地打滚，并发出阵阵的惨叫声。可是当时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水平都很差，基本是以救治伤员为主，对于这种症状医生们从来没遇见过，医生们一时束手无策。好几位同志还没等医生诊断出是什么病时，就离我们而去了，在卫生队工作的我，看到了这一幕幕，真是惊心动魄，心如刀绞。部队首长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连夜召集我们卫生队全体人员开会，要求卫生队必须尽快查出病因，并拿出治疗方案，最后决定先打开病人腹腔进行检查。那时病人一听开刀，都接受不了。说来也巧，偏偏在会议后的当天上午我的肚子也突然疼了起来。我知道自己的症状和战友们的症状一样，我想作为一名卫生队的护理工作者，能第一个做手术是给其他战士最好的说明和勇气，至于手术成功与否，我根本没有多想，既然上级决定了做手术，总得有人先做吧。因此，我再三向首长恳求先给我做手术，首长们看我诚恳的样子，答应了我的恳求。因为是第一例手术，时间长达四个多小时，刀口足足有二十几公分，床上的半个褥子都被鲜血浸透了。手术还比较成功，原来是急性阑尾炎在作怪。之后，首长们都夸我是个坚强又勇敢的好战士，他们说是我的勇敢拯救了战友，可我总认为是卫生队的医护人员把我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是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随后，战友们的手术也得以顺利进行。

1950年以后，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渐渐地全面铺开，战士们一边开荒耕种，一边兴修水利、组建工厂、修建房屋。我们先后有了纺纱厂、服装厂、炼钢厂、会议室、俱乐部、三层楼的宿舍等，生活条件和经济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推动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发展。

1952年，全军开展了文化扫盲活动，我学习热情可高了，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有了高小文化程度。有了文化，对我的护理工作帮助可就大多了，性格要强和潜心好学的我，16岁那年就由卫生员正式转为护士，并能出色的完成工作任务。之后的几年工作中曾先后荣获5次“模范护理工作者”称号，并多次受到了卫生队及各级领导的口头表扬，那时候我才体会到解放军战士的光荣和伟大，感到自己帽徽上的红五星如此闪亮，自己活得是那样的充实。

1954年10月，中央决定生产部队全体官兵集体转业，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农场。我们摘下了心爱的领章帽徽继续我们的工作，到了1957年7月又取消了供给制，复员转业人员实行工资制，于是我们又成了穿军装的工人、农民、干部……

1953年，经部队领导介绍认识了后勤部司务长宋贵庭，他聪明能干、忠厚老实。半年后我们结了婚，婚后我们相互勉励，共同进步。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什么岗位，我们一直保持着军人的生活作风和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我们先后当过理发员、务过农、养过猪、放过牛。担任过知青队长、贫协主席，干什么工作我们都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在各个岗位上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这辈子大概就是跟兵团有缘吧，几经周折后，我的家于1978年5月迁入淖毛湖农场，又开始了老三队（现在的四连）开荒工作，直到1985年我才光荣的离休。如今我的儿女们又是新一代军垦战士，为此我感到自豪、感到欣慰。

有一种生活，经历过才知道其中的艰苦；有一种艰苦，体会过才知道其中的快乐；有一种快乐，拥有过才知道其中的甜美。60多年过去了，年已古稀的我，常常回忆起那5年部队生活的艰苦、快乐、甜美，那些情景，一幕幕总在我眼前浮现，总让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这段历程在我生命中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本文由黄秀玲口述  宋德兰整理     摘自师党委老干局编辑出版的《难忘军垦岁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