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负使命 挺进边疆

1966年，我们按照国家号召，“听从党的指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支援建设边疆。当时部队给我们下了命令，有一个月的整顿时间，回去动员家属，有媳妇和娃娃的一起带着走，暂时没有的要在一个月内成个家，然后在郑州党校集训一个星期一起出发。

3月28日，我们28名转业军人携带各自家属，奉命从沈阳军区16师303团2部队调到了农五师哈密管理处红星四场，第二天带队领导郑宝玉把我们接了回来，和我一起分配到团场的还有张泽林、汪德东、汪德林、马秀云等转业军官及随队爱人。

那时场部机关和连队职工都在天山脚下开荒打井，环境与条件比我们在内地的条件差远了去了，四处没有人烟，经常有狼和黄羊出没，四周光秃秃寸草不长，极其荒凉。老沙包（现处红星四场老机耕队对面)上面盖的都是地窝里，冬天冷得让人直打哆嗦，夏天蚊虫叮咬，即使想在里面活动活动也不方便，蜷在里面就像是爬地道。如果碰上下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已经太阳高照，地窝子里面还在漏雨。

我和老婆陈小伯当时来的时候住的就是“干大垒”像窑洞一样，里面只能躺两个人，四周用卵石垒的矮房里。房顶盖的是树枝和芦苇，床铺是用柳条编成的抬把搭成的，晚上躺在床上可以数星星。下雨时，外面下多大房间里就下多大，晴天时满房间的尘土和砂子。

由于当时团场正在搞农田建设，开荒造田，年青的壮劳力主要任务就是开荒打井搞农业生产，挖排碱沟。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到哪里去。风餐露宿，披星戴月，斗酷暑、战严寒，忍饥挨饿挖渠引水，开荒造田。条件十分艰苦。夏天用混浊且夹带有羊粪蛋的渠水刷牙洗脸，烧水煮饭，冬天却把戈壁滩上的积雪铲起来用。哈密的夏天酷暑难当，午睡时，我们也只好往地上先泼水，再铺上席子，躺在地上也是下面身凉上面出汗。许多人嘴唇裂口鼻子流血还在坚持搞生产。冬天主要就是平整土地农田，清理农田小片戈壁，把戈壁沙石用人工挑出来。经过几年的奋战，原先零星的戈壁农田连成了片，比较整齐划一了，为今后农业机械化作业提供了条件。

有一次，气温下降到零下二十几度，全连职工还是要参加改造农田的劳动，男职工抡十字镐，一镐下去才一个白点，半天才能挖几个小坑，根本挖不动，工效非常低，大家坐在一起想办法，开诸葛亮会，最终有人提出用火烧，决定可以试一试，就让职工到玉米地割玉米秆，堆在一起烧，果然，烧过的戈壁好挖多了。那一年，我们挖了近20多口井，清理了几个农田，就是现在的场部下面的连队，空闲的时候我还去看了看这些地，基本模样还是当年的建设的，只是种上了棉花，条田有棱有角的。那地就是当年们挑走沙石，回填好土改造的，那可是人工干的，不像现在有大型挖掘机。

那时吃的就是杂面馍馍和咸菜。其中馒头里的白面成分也仅占30%，春天大多以灰灰菜、苦菜为主，灰灰菜吃多了不但泻肚且脸面浮肿。偶尔连里也会逮几里羊过来吃，但也总有许多内地来的人吃不惯羊肉难以下咽，不吃便要挨饿，只好闭着眼睛连同砂子一起囫囵吞下去。哪家有媳妇生娃娃了，公家供应2公斤鸡蛋做为调养，在当时已是相当优待了。那时想吃口大米根本就买不到，通常都是让老家人从内地邮寄过来一些，一来一去我们俩人的工资就全搭进去了。

家属他们当时分两个班，由专人挖排碱沟，妇女们的任务就是哪边有坑坑洼洼的地方就用手推车进行填土，这个活看起来简单干起来也没那么容易，那时候的小堆车全都是用木头做的又笨又重的独轮车，一个人推也推不动，掌握不住方向就翻车了，一干就是一个上午、一个下午，中间休息10分钟，身体随便找个地方一靠就能睡着，一天下来，手上磨出许多血泡。吃饭时大家背靠着背，要不就有可能吃着吃着栽倒。那时人很纯洁，让干就干，从来不讲条件，而且活干得好，还不叫苦，当时的生活再简单不过了，吃饭，睡觉，干活，人就像一架干活的机器。

整个开荒队伍上工根本不要监督，收工却要领导下命令，一日三餐有两餐吃在工地。喝苦水、住地窝子，垦荒队员们什么都不怕，最怕的是劳动成绩落于人后。在地窝子紧张的情况下，寒冷的冬天拓荒者露宿在胡杨树下。只有一部分的人住地窝子和草棚子，睡的是毛腊野麻床。居住无定所，经常搬家。遇上大风，吃的、住的、用的、睡的全部都蒙上了厚厚的沙子，睁不开眼睛、张不开嘴，人人灰头土脸。眼窝里、鼻孔里、耳朵里、衣领里、嘴巴里都钻进沙尘。用手轻轻一抠，沙尘便可塞满指甲缝。

1967年，场里面派我到盐化总厂搞宣传教育工作一年。从事思想教育工作，那里的环境比农场还差。住的地方就是在平地上挖个坑，上面用芨芨草一搭，钻到里面就是房子。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出去了，晚上看见星星才回来。开荒的时候也是非常艰苦的，红牛草、芨芨草是非常顽固的，一挖下去震动起来手上全是血泡，还有的战士血泡刺穿感染了，手肿得像面包一样，还在热火朝天地干着。

就这样，沙丘、高坡、沟壑在劳动大军面前，服服帖帖，任凭摆布。大片平坦的新土地，大家把什么苦都忘记了。

为了明天升起的太阳

1968年，农场把我调到学校任副指导员，自己就这初中文化水平责任在肩。后来团场派我到伊吾参加两个月的学习集训生活，回来后主要担任政治教育课。

当时团里的经济很困难，只是口头上布置任务，没有金钱、物质支持，只好靠艰苦奋斗去白手起家。从事教学工作；由我挂帅和十几名老师赶着牛车跑遍了全场各连的木工房，收集破板皮，拼成桌面，发动教师去戈壁滩里砍来枯树棍，当桌腿，钉成了一张张简易课桌：废旧的破铃铛，挂起来，当上课钟。就这样，大伙一起徒手改善学校面貌。

教师们也是干劲十足，一心一意扑在教育、教学工作上，尽管课桌板凳简陋，实验器材紧缺，于是全体教师齐心协力自己动手制作教具，共同制订教学计划和各项规章制度，学校中的一切工作很快就走上了正轨。

由于当时学校条件有限，小学、初中、高中就在一个学校，加一块才有个1000来号人，全部都是农场娃娃，上学、干农活都是半工半读。我也经常带领师生们一起和泥巴，打土块修建教室，每天见到师生们都是灰头土脸、可却是满脸喜气洋洋，干劲冲天；大家的脸都是一个黑黑的颜色，汗水与灰沙粘在一起，布满面孔，只有开口说话时才可以看见大家露出的白牙。当铺在地上一排排整齐而光滑的土块越来越多时，大家心里感到无比激动。后来大家一起测量、放线、打地基、起墙、盖房顶，终于有了学校的样子。

从事教学工作我一干就是16年，如今我的学生早已全国各地各自飞了，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都有，想想当年的那些辛苦都是值得的。

组建工会 建章立制

1984年，我被抽调到农场工会工作，并派往内地学习半年的工会组建、职工管理等知识，为恢复工会建设打基础。

1989年团场正式成立工会，任命我为工会主席。为干好这项工作，我深入基层，和职工群众做朋友，干一行爱一行，一心扑在工作上。使工会逐步成为职工群众信赖的“职工之家”，积极组织、完善健全工会各项规章制度。积极指导全场职工发展庭院、个体经济，组织开展各种培训活动，有效地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采取各种扶贫帮困措施解民忧，协助场领导常年坚持“送温暖活动”。积极开展企业的两费自理，采取“股份制度改革”新举措，鼓励私人开荒造田，加速了农场的发展和建设。

那个年代，凡是由我们场参加的各种劳动竞赛、知识竞赛、篮球比赛等，每次都能拿上名次拿上奖，多次受到师工会的好评。在从事工会工作期间，我个人也多次被评为场、局级先进工会工作者。1998年，荣获中国农林工会全国委员会特别授予的优秀工会工作者称号。

就这样一直走了十余年直到在2000年退休。

从1966年参军进疆到2000年退休，我把青春和满腔热血献给了兵团，献给了农场，见证了它的发展变化。我同样也见证了农场那辉煌而又艰辛的过去，见证了红星四场从无到有的发展变迁，我们这一代老军垦人早已经都把新疆当成了自己的家乡。

（本文由樊贤良口述   张娜撰稿整理   摘自师党委老干局编辑出版的《难忘军垦岁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