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香港、台湾……全国各地我现在都跑遍了，就差出国了。其实，主要是儿子们考虑我现在年纪大了，又不会外语，不让我跑太远。要不然，我早就出国去开开洋荤了。”3月15日，今年76岁的红星一场退休职工平荣斌兴高采烈地给记者讲述着。他身边笼子里，两只虎皮鹦鹉披着色彩艳丽的羽毛，“唧唧喳喳”脆生生叫着，像是在为老人帮腔作证。

屋子里十分热闹。

抚今追昔，平荣斌坦言，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梦。

偷开证明上新疆

平荣斌是河南南阳人，1943年6月出生，因为很小的时候便父母双亡，他是由叔叔养大的。

“1960年，那时候正赶上3年自然灾害，我们全队有800多人，都在队上的大食堂吃饭，每顿饭只有5公斤粮食，再加上些野菜、红薯叶子，熬成糊糊，吃饭的时候每人一瓢，盛到碗里清得可以照得见人，老百姓都喊‘镜汤’。刚吃下去，感觉饱了，要不了一个小时，又饿了。即使这样，当时已经初中毕业的我，每天还要跟着大人出工干农活，一天下来，累得整个人都是软的，像滩泥。当时，我有一个叔叔在新疆，在哈密的红星一场上班。听说新疆能吃饱肚子，我就想，不管咋样，我得到新疆去……”

平荣斌的想法，叔叔坚决反对，“不行，你才17，我咋放心你跑那么远？”

当时出门，坐车要证明、吃饭要证明、住旅店也得有证明。叔叔给大队领导们挨个交代过，不能给平荣斌开证明。

没有证明，平荣斌哪都去不了。

当时，平荣斌上学的河南省社旗县社办中学校长名叫平振海，论辈分也是平荣斌的叔叔，掌管着学校的公章，而且对平荣斌一直不错。在队上开不了证明，平荣斌便把主意打到了他头上。

在平振海的办公室里软磨硬缠了半天，可他就是不吐口：“你叔不让你去，我哪敢放你走。”正说着事，有人上门找校长，把他给喊走了。

平振海出门后，平荣斌一看，他桌子上摆着信签纸，抽屉半拉开，露出里面的公章。平荣斌眼珠子一转，坐到桌前，自己给自己开了一个证明，内容他至今记得：兹有我校学生平荣斌，到新疆探亲，希望沿途放行。河南省社旗县社办中学

公章盖好，平荣斌做了贼一样，心“砰砰”乱跳着离开了平振海的办公室。

“过后回想起来，他当时那么做，很可能是故意的。一方面可怜我，想让我去新疆闯闯；一方面又怕我叔叔怪罪。所以他不好直接给我开证明，才让我自己开。要不然，他出门不可能不把抽屉锁好，我也就盖不上章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平荣斌感慨地说。

就是靠着那张自己写的证明，平荣斌顺利地来到了新疆哈密。

用奋斗致敬时代

在红星一场，说到平荣斌，都知道他是一个很能折腾的人：办过家庭农场，开过玻璃纤维厂、五香瓜子厂，还到天湖矿区开过锰矿。

“为啥折腾？还不是为了日子能过好点？”平荣斌说得很简单，关于办厂的那些事，他似乎不太愿意回忆。

到了红星一场，饭是能吃饱，可还是穷。

平荣斌告诉记者，那时候的干部都特别正派。他叔叔平振德当时是场计划财务股副股长，大小也是个官。他来到红星一场后，叔叔直接把他领到团场人事科。人事科领导跟叔叔关系不错，想照顾他，先是要把他安排到条件不错的机耕队，叔叔不让，说应该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好好锻炼；人事科领导又提出，让他去条件相对较好的八连，绝对是基层一线，可叔叔还是不同意。最终，他去了条件恶劣的红星一场工业大队工二队。

“我上班是当年3月，刚开始是在红光车站装土碱，每人每天最少要装10吨以上；后来又派我去挖芒硝，戈壁滩上天天抡十字镐，一天下来，胳膊都抬不起来。一个字，苦！真是苦。每天那么累，一个月工资才39.47元。”

1961年底，随着工业大队解散，平荣斌调到了当时的二连（后改为七连），种小麦。

那时，由于地都是新开出来的，土地瘠薄，小麦亩产一般在200公斤左右，能上300公斤，已经是高产田了。

“那时候的人都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奋斗。我记得，我刚到二连的时候，全连一年粮食总产是30万公斤，到1977年的时候，还是那些人，地也没增加多少，粮食总产已经过了100万公斤。”

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他的工资却定在79元上多年不涨。

平荣斌是1970年结婚的，而后又有了3个儿子，妻子向定芬是家属，这也就意味着，平荣斌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一家5口。

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

向定芬告诉记者：“当时粮食定量，根本就不够吃。有时候家里炒菜连油都没有，只能用酱油炒，炒出来黑乎乎的，可一家人还是吃得很香。”

心思活络的平荣斌对这样的日子很不甘心。

哈密的春天比河南来得要晚，但春天终归是要来的。

改革的春风吹到哈密后，当时的哈管局提倡、鼓励职工创办家庭农场。

1985年，响应上级号召，平荣斌把二连不太会种地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聚到一起，把他们的地也收到一起，共998亩，办起了自己的家庭农场。

也是在这一年，原农二师副政委张之柱调到哈密，任哈管局党委第一书记、局长。

当时的哈管局正逢窘境，资料显示：作为一个副师级兵团师（局）的哈管局，全局流动资金只有区区3万元。

经过无数昼夜的思考，张之柱决定进行改革的尝试性探索——哈管局由种小麦改种棉花，这也是后来张之柱“棉花局长”外号的由来。

为了种好棉花，张之柱还从库尔勒请来有着几十年棉花种植经验的邓兴华当顾问，要把农二师棉花高产的经验传到哈密来。

1986年，响应上级号召，平荣斌从自己的家庭农场辟出50亩地，试种棉花。那年，足足半年时间里，邓兴华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来到平荣斌家庭农场的棉花地里，从播种到田间管理再到收获，全程指导。当年，平荣斌的棉花亩产上了100公斤，试种成功。

随着各团场的试种成功，哈管局棉花种植面积越来越大。

也是在这一年，响应上级号召，平荣斌尝试办厂发展工副业，玻璃纤维厂、五香瓜子厂……一个接一个。

用平荣斌自己的话说，虽然进行过多种尝试，付出了很多心血，用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可他办厂并不成功。

1990年，平荣斌放弃创业，回到连队继续当他的大组长。近5年的创业历程，留下的，是12万余元的亏损。

总结自己创业失败的教训，平荣斌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单枪匹马没有帮手，而自己又将摊子铺得太大；二是思想不够解放，胆子不够大，就比如，为了支持自己创业，上级领导帮他从银行协调了低息贷款，并与银行协调，要银行多多支持他，可他呢，壮起胆子，只敢贷1万元；三是初中文化，知识不足，很多东西特别是对企业管理不熟悉不了解。

谈起自己的创业历程，平荣斌说：我奋斗过、努力过，所以哪怕失败，我也对得起这个时代，没什么可遗憾的。

安享晚年感恩党

“1967年，我当时还在老家重庆，经朋友介绍和他认识后，前后通了3年信，也没见他的人，就看了他寄给我的一张照片，感觉他人踏实可靠，长得也还周正，文化水平高，字写得又好，就同意来新疆跟他结婚了。刚开始那些年，我没有工作，他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一家5口，日子确实是苦。那时候做梦都想不到，能有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采访结束，记者临走前，今年已经75岁的向定芬这样说道。

“都是托共产党的福，现在，我3个儿子都已经成家立业，还有两个入了党，日子过得都很好，不用我们操心。我每个月退休工资4500多元，老伴每个月也有2100多，住的是楼房，吃穿无忧，每天逗逗鸟、看看报，隔一阵出去转一圈，欣赏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日子，真是掉进了福窝里，别提多美了。”妻唱夫随，平荣斌带着一脸满足的笑，在旁边补充。

像是为老人的话喝彩，两只鹦鹉“唧唧喳喳”地，你一声他一声，唱出一屋子的喜气。（刘亮 马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