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早在新中国诞生前，高瞻远瞩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思索党在胜利后如何不重蹈历史王朝覆辙的问题。其中有过三次“重要对谈”，分别是毛泽东1944年与郭沫若的“甲申对”、1945年与黄炎培的“窑洞对”、1949年与周恩来的“赶考对”。

党史学家石仲泉分析，从“甲申对”到“窑洞对”，再到“赶考对”，讨论的问题是一个，以李自成农民军和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典型“周期率”为史镜，共产党绝不能再重蹈覆辙，成为“20世纪的李自成”。

三次对谈，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忧患意识和自我革命勇气。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正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心存忧患、勇挑重担，才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陕西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毛泽东旧居，那是1945年7月1日，他到机场迎接前来考察的黄炎培一行时的情景。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这也让民主爱国人士忧心忡忡。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

延安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新鲜，黄炎培记述道：警察是没有见过。游民，他们叫做“二流子”，也绝对没有的。标语很少，或者竟可说没有，有的是街上宣传小品。不论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

其间，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家中做客，在窑洞中长谈了一个下午。

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考察了几天后有何感想。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一席诤言，毛泽东略作沉思后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黄炎培事后写道。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次谈话，当时中共方面并没有公开。1945年7月5日黄炎培回到重庆后，友人纷纷登门打听延安情形，黄炎培认为有必要把在延安的经历如实报告给大家，于是闭门谢客，由他口述、夫人姚维钧执笔，把所见所闻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延安归来答客问”，回答了延安之行的动机、去延安的名义、对大局的看法、对延安的观感、延安的政治作风、与中共领导人谈话的经过、国共合作的前途等10个重要问题；第二部分是在延安五日所写的日记；第三部分是访问延安有感而作的《自重庆之延安》《延安去》两首诗。

考虑到把书稿送国民党当局审查，很可能会被扣押，黄炎培果断决定直接交由重庆国讯书店付印。1945年8月，这本32开74页的小册子出版发行，初版2万册，几日便销售一空，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黄炎培在书中赞誉道：“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这次对谈被后世称为“窑洞对”。“窑洞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之问，深深镌刻在历史年轮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时时自警自省的一面镜子。